（嗨嗨嗨，兄弟们，新大楼也是卫星落地了，给牢克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地点吧）
总署新总部大楼坐落在柏林市中心一条新拓宽的街道旁
克劳德的办公室位于顶层东翼，占据着最好的采光。最快更新小说就来Www.BiquGe77.NeT
房间宽敞，内部的陈设也很有格调。
克劳德坐在书桌后独自处理着文件
《关于帝国总署职能常态化、权责法定化及与各邦行政机构协调机制的初步框架意见》。
标题很长也很官僚
法定化……这个词让他想起几天前与艾森巴赫宰相在a7v测试场边的谈话。
修宪……
将总署从皇帝特别授权的临时机构，升格为宪法框架内的常设实权部门。
这是一条险峻的路。眼前这份文件就是为那条路预先铺垫的一块砖石。
他需要阐述总署存在的必要性
不是仅作为监督权和危机应对的临时工具
而是作为帝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应对复杂经济和社会问题并确保国家资源有效配置的常态化机制
他需要界定总署的权限边界
既要避免与各邦政府和传统部委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又要确保其拥有足够的权威去履行他设想中的职能：
审计、监察、跨区域协调、重点项目推进、以及……在某些领域的强制执行。
他还要设计一套与现有官僚体系共存的协调机制。
不能是取代，至少现阶段不能。
最好是渗透、补充、在某些关键节点形成制衡与合作。
这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手腕。
“……总署对使用帝国中央财政资金、或接受帝国担保之贷款的项目，拥有全程审计与绩效评估权……”
“……在涉及跨邦基础设施、重大工业投资、及战略资源调配事宜上，总署享有与相关邦国及部委的联合议事权，并就执行情况向皇帝及帝国首相负责……”
“……为维护帝国经济秩序与金融稳定，总署可在获得皇帝特许及报备帝国议会相关委员会后，对涉嫌严重危害帝国整体利益的企业或金融机构进行临时性监管或资产保全……”
这份文件一旦被小德皇签署，哪怕只是作为指导性意见下发，也将在柏林的权力场中激起新一轮的暗流。
那些被触动了利益的保守派官僚、担忧权力被侵蚀的各邦代表、还有始终对他这个幸进平民抱有疑虑的容克贵族……他们会如何反应？
但更紧迫的或许是另一件事。
他停下笔，目光投向桌角另一份简报
简报提到近期柏林及汉堡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几家小报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声音的源头很有意思，是那些在金融危机最猛烈时濒临破产的中小银行家和资本家
金融危机中资不抵债的被直接清算，尚有挽救价值的则由四大银行注资接管，原所有者往往只能保留少数股权或一笔一次性补偿，失去经营主导权。
过程不乏强制，谈判桌下的压力远大于台面上的协商。
但结果毋庸置疑
金融体系止血了，关键产业链保住了，失业潮没有进一步恶化。
当时这些人是感激的，至少表面上是。
在破产和失去一切之间，能留下一点残骸已是幸运。
总署和四大银行被看作是救火队，尽管这支救火队有时会连房子带家具一起处理掉。
但现在危机最险恶的浪头过去了。
以工代赈提供了就业，社会秩序有所恢复，订单回升。
工厂陆陆续续的开工了，即使不去掏空国库工人们也不至于大规模失业了，最艰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
人是一种善于遗忘痛苦，更善于在痛苦消退后重新计算得失的动物。
于是一些声音开始冒头。
起初是私下的抱怨，在俱乐部、在行业协会的聚会、在那些失去了往日风光的前老板们的小圈子里。
抱怨的对象很明确
总署以及总署背后的克劳德·鲍尔。
抱怨的核心也很简单：我们本可以自救。
“如果不是总署强行干预，用那些苛刻的条件逼我们就范，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商业智慧和行业人脉渡过难关！”
“四大银行根本是趁火打劫！用微不足道的代价就夺走了我们几代人积累的产业！”
“政府的干涉扭曲了市场，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原则！我们不是被金融危机打倒的，是被官僚主义和强盗资本联手扼杀的！”
“看看现在，大银行、大企业活得更好，我们这些真正创造就业、服务社区的中小业者却成了牺牲品！这公平吗？”
这些论调经过一些有意无意的传播、润色，开始出现在某些立场暧昧的报刊角落，或者被一些在议会中代表地方商界利益的议员偶尔提及。
那些失意的老板们或许真的相信本可自救的幻觉
但更可能的是他们看到了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皇帝信赖的总署和顾问权势日隆，但也树敌无数。
议会即将复会，关于总署权限、关于干预政策、关于鲍尔顾问个人风格的争议注定会成为焦点。
这个时候站出来以受害者和自由市场捍卫者的身份发声，既能发泄私愤，又能迎合一部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议员的口味
他们在试探，试探舆论的反应，试探总署的容忍度，也试探更高层的态度。
如果总署对此毫无反应或者反应软弱，这些声音就会迅速放大，从暗流变成明浪，从抱怨升级为政治诉求，甚至可能串联起更多对现状不满的势力，形成一个反对鲍尔改革的舆论同盟。
这绝不能放任。
但如何应对？粗暴压制会坐实专制的指控，正中某些人下怀。无视等于示弱。辩解？与这些人辩论是否本可自救毫无意义，那是陷入他们设定的战场。
他得找个好法子来回应这些倒打一耙的家伙
就在他思考之际，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
“进。”
门开了，赫茨尔走了进来。
“顾问先生，舆情监控的最新汇总，以及……一些需要您即刻关注的动向。”
“说。”
“希塔菈女士那边重点关注的经济和商业类报刊，过去一周内类似批评总署和四大银行在危机中过度干预、损害中小企业主利益的文章和评论数量增加了三成。”
“虽然尚未出现在主流大报的头版，但在《柏林商业信使》、《北德工业评论》和《法兰克福金融通讯》这类专业读者群固定的刊物上已经形成了小范围的集中讨论。”
“论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质疑总署强制接管和债务重组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正当性；”
“二是控诉四大银行利用危机进行垄断性扩张，挤压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
“三是将目前部分行业复苏缓慢、就业岗位增长不如预期归咎于政府的错误干预破坏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篇文章的笔法和引用的案例与之前议会中几位来自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与当地商界关系密切的议员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论高度重合。”
“希塔菈女士认为这很可能不是自发抱怨，而是有组织的舆论铺垫。”
克劳德快速扫过那些摘要。果然，熟悉的套路。
将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简化为政府vs市场的二元对立，将必要的干预措施污名化为粗暴掠夺，将自己经营不善或投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外因，将自己包装成自由企业家精神和底层就业创造者的悲情代表。
“有没有具体点名的人物或企业案例？”克劳德问。
“有。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几个名字”
“比如汉堡的北海贸易公司前老板里希特；法兰克福的莱茵金属加工厂原所有者施密特；还有柏林本地的市布料厂的厂长弗里德里希。”
“这几个人在危机中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后，活动似乎比较频繁，经常出现在相关的行业聚会和沙龙上。”
克劳德在记忆里搜索着这些名字。
有些印象，都是在当时债务窟窿巨大、经营完全瘫痪，若非四大银行接手立刻就会引发连锁违约和失业的企业。
那个北海贸易公司似乎还涉及一笔糊涂的远东投机生意，亏空了本就不多的流动资金。
“他们的现状呢？拿到补偿后，生活无虞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至少在物质上他们远谈不上窘迫。”
“里希特在汉堡的庄园据说刚刚翻新了马厩；施密特在法兰克福的宅邸今夏举办过两场规模不小的沙龙；弗里德里希的儿子据说完成了在瑞士的学业，最近回到了柏林。”
“也就是说，总署和四大银行的处理至少让他们保住了体面的生活，避免了破产清算后可能面临的诉讼甚至牢狱之灾。”
“而现在他们用这份体面作本钱，尝试在舆论场上找回场子，或者……讨要更多。”